「廉洁文化三晋行•忻州篇」漫溯忻州古代廉吏

2021-05-14    来源:本站编辑    编辑:本站编辑

在我国的历史上,金元之际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。在强大的蒙古王朝的冲击下,偏安一隅的金王朝奄奄待毙,贪廉混杂,鱼目混珠。出生于忻州的著名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廉吏元好问亲身目睹并经历了金朝政界的这些变化,感同身受,对那时金朝政界提出过自己的廉政观点。他曾在《自题中州集后五首》第三首中这样写道:“万古骚人呕肺肝,乾坤清气得来难”,用最为精准的语言概括了天地间清正之气来得艰辛,劝告后人应倍加珍惜。行走到忻州,不能不去拜谒一下这位遗山先生,同行的还有忻州当地的著名学者张斯直。于是,一场行走中的对话就此展开。

本刊记者一行与张斯直(右二)在忻州市韩岩村遗山园

记者: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,特别是在古代封建社会,从隋朝开始实行开科取士的年代,学习、科考、及第、入仕,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作为的人应该所走的正确道路。张老师, 您最近几年致力于挖掘忻州市的古代廉吏,对那些考取功名后又清史留名的廉吏的研究,是不是可以梳理出一些共性的问题?

张斯直:有一句古话叫:“南绛北代,忻州就不赖”。忻州从古至今,文化久远,底蕴深厚,文脉茂盛。但就是在这个十分重视读书、重视文化发展的地方,历史上考住进士、步入官宦的学子还不是太多,以忻府区为例,在明清之际长达400多年的历史中,据考,有进士功名的也就30多人,也就是说平均10多年才1名,可见科考的难度。但从考住进士的这些能人志士中综合来看,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出身书香门第,家族尚文,祖训相传。这里仅举几个事例来说明。

比如:大家都熟知的元好问(公元1190年—1257年),他出生在忻州市忻府区韩岩村,字裕子,号遗山。曾任金朝国史馆编修及河南镇平县、内乡县、南阳县县令、尚书省左司都事等职。曾祖父元春任北宋隰州团练使,祖父元滋善任金朝柔服臣,元好问出生7个月后,就过继给叔父元格,元格又曾在山东掖县、河北冀州、山西陵川、甘肃陇城等多地出任县令。元好问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,从小受到父亲、兄长、老师的教育,谨守“学、忠”家训,最后在32岁时考中进士,步入仕宦。

出生在忻州市忻府区董村的杨敬儒,字恒南。曾任湖南临湘县县令、广西云南道监察御史、贵州布政使,康熙皇帝亲自赐其“盛世直臣”牌匾。可谓是“书香门第,官宦世家”出身。杨敬儒从小秉承父训,在位于村北六百多米处的一座寺庙(北寺)读书,从小以“分寸光阴倍自惜”自励,1673年考中进士,步入仕宦。

忻府区杨家庄村人杨履晋。1883年考中进士,步入仕途。父亲杨树本是举人,曾任石楼县训导。父亲去世后,他听从母言,受母督责,勤奋学习,少时在母亲的督促下、哥哥杨履和的支持下,勤奋学习,刻苦钻研古代律令,决心效法包拯,长大为民办案。

清代后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地理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教育家和诗人徐继畬。出生于被人称为“司马第”的官宦家庭,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学教育和良好的家风熏陶。爷爷徐敬儒和父亲徐润第都官至同知,著名廉吏,善政好事,为民称道。他从小秉承家风,“谨守先训,饮水茹蘖,不取一钱,矢慎矢勤”“尊先祖、重品德、勤耕作、睦乡邻、务民生”以及“不淫盗、不赌博、不揭人短”等,公元1826年考中进士后,步入仕宦。

记者:古代官员不少,但称得上是廉吏并且流传至今的并不多。他们大多都是少有大志,从小便以经国济世为自己的追求,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呢?

张斯直:元好问从小就自负“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,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”,先后拜王汤臣、郝天挺、赵秉文等为师,勤奋学习,淹贯百家;18岁,父亲“教之民政”,为他步入仕宦、勤政为民打下基础。杨敬儒,“幼禀异姿,善属文。弱冠游痒,文名噪甚。”少年读书“十年戴儒冠,下帷翻六籍。闭户谢当世,皋比坐讲易。”最后考中进士,实现了自己报国为民的理想。崔映辰,少有奇才,读书一目数行,有“经济天下,愿做一代纯臣”之理想,少时家虽累世未官,但却“一如寒素,幼时犹亲操家人杂作,乘暇读书,如古人之负薪挂角者。然每夜读更已深,父促之眠,不敢燃烛,恒焚香照读不少休,其笃学如是。”杨履晋,他从小仰慕清官,“颖敏迈众,见者俱器重之”,下定决心效法包拯,为民办案。他在少时就曾去忻州福田寺踏迹访踪,寻找大诗人元好问的足迹。徐继畬,少年时代,师从文学家高鹗,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,同情百姓疾苦,提出“政在养民”的思想,并为之做出一生努力。

我们谈到的忻州这些古代廉吏和我国历史上其他廉吏名臣一样,都是学养深厚、能诗会文的学者型廉吏。他们从小家有严格的家规家教,立志成才,入仕为官后,又为国为民,直言直谏,敢于担当,一腔家国情怀。

记者:古代廉吏在各自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,都是率先垂范,廉洁勤政,在实际工作中,又能形成对廉洁的独到见解。

张斯直:是这样的,元好问就有自己独特的廉洁观。他认为,廉官的清正之气,来得艰难,很不容易,是世代骚人墨客、能人志士呕心沥血、千辛万苦追求的结果,劝告后人应倍加珍惜。他还认为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主要由“人”造成,由权力造成。他分析道:“予行天下多矣,吏奸而渔,吏酷而屠,假尺寸之权,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!”对用权力盘剥老百姓而养肥自己的官员深恶痛绝,给予大声谴责;他对金代出现的廉吏十分推崇,在给一位廉吏薛明府所写的诗《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》中首次提出“能吏寻常见,公廉第一难。只从明府到,人信有清官。”打破常人思维定势,极力推出心中廉吏,要官员们学习效仿。

明代著名廉吏姜涛(忻州市忻府区解村人)亦对廉洁有自己的理解,他认为,做官是为成千上万个百姓服务,不是为自己发财,因此一个官员首先应该甘于清贫,生活艰苦,时刻保持自身廉洁,与百姓同呼吸共患难;其次,姜涛认为一个官员应该以民为本,时刻想着百姓,周济百姓。姜涛俸禄的很大部分就是用来周济穷人,以致自己在去世后,家无余钱,连安葬的棺材都买不起。

徐继畬三十余年从政,廉洁自律,官虽居二品,却在贫困中度过,他视下级官员送他的礼品为洪水猛兽,一一拒绝;他认为一个官员应该安分守己,简朴生活,潜心工作,不应铺张奢靡。他在谢官后两袖清风,在他宣读的《谢政归里祭祖文》中这样写道:“惟谨洁自守,尚未玷先人清白。”确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记者:对于一个官员来说,廉,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,属于底线。面对繁重复杂的工作任务,还应该奋发有为,勤政为民。只有这样,才能实现“经国济世”的人生目标。

张斯直:没错,元好问曾在给好友李钦叔所写的《四哀诗》中这样写道:“赤县神州坐陆沉,金汤非粟祸侵寻。当官避事平生耻,视死如归社稷心。”当国家面临危难、“神州陆沉”之际,一个正直有为的官员,应该面对危难,视死如归,力挽狂澜,奉献人民。他在担任河南内乡县令后,针对百姓贫穷及缴纳赋税困难的实际情况,重视农业生产,亲率百姓抗旱排涝,甚至在正大丁亥年(公元1227年)当内乡县遭受严重旱灾的时候,他还顺应百姓请求,与大家一起到该县长庆泉祈雨;针对个别豪右抢占土地的情况,他划线立碑、抑制豪右,为大多数百姓争取生活空间,开垦农田,最终使内乡呈现出“桑条沾润麦沟清,轧轧耕车闹晓晴”的喜人景象。他还及时开仓放粮,对民众进行赈济;同时,拿出微薄的俸银,及时捐助特别贫困者。通过行之有效的工作,极大缓解了内乡的官民矛盾,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口粮问题,保证了内乡的社会稳定。

姜涛在嘉兴期间,政务繁杂,他协助知府,评断狱案,佐证有力,兴修水利,民安乐之。在河间期间,工作艰难,针对武臣豪右,侵夺坡池,百姓难以捕鱼、采莲,不能为生的状况,他打击豪右,保证民生,下令:“凡池湖渔鱼段,任民采取,有占据者就报以来。”由是“贫民得遂其生。”在顺天府期间,针对京师祭祀费用由民而出,官吏从中牟利,民被其毒的情况,他上书朝廷,请出“天财库钱,以供其费”,百姓遂得安宁。在户部期间,他督办江淮漕运,为民弥除水患。最后,积劳成疾,英年早逝。

记者:忻州古代这些著名的廉吏,可称为官行政之楷模,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发展,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,而且还能净化社会风气,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。

张斯直:是的,金朝灭亡后,元好问成为遗民,返回故乡忻州建野史亭,独写金史。后世朝代,多次修复该亭,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遗山墓园景点。杨履晋在青年时代拜谒元好问时写道:“五花坟下草恒春,清气依然万古新。文献州中遗稿在,金源诗笔属诗人。”明清之际书画家、思想家傅山在拜谒元好问时所作诗《遗山怀古》中写道:“君不见,先生雍容气象列贤行,杜陵诗史屹相向,……我来添作一青峰,以对遗山秋月白。”两位先贤所表达的正是忻州后人对先贤元好问的赞美、敬重以及追随之情,足可以看出廉吏元好问对后世的作用和社会影响。就是现在,每到休息日、节假日,前去拜谒的人络绎不绝。

在封建社会,官僚阶层和普通百姓往往会形成思想和利益上的对立冲突,待激化到一定程度后,就会引发百姓造反,而这时百姓所举“义旗”的性质就是“官逼民反”。而在忻州大地,百姓对上层官员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较高,历史上没有一个农民起义发生在忻州的事实。从《忻州志》记载看,明清之际在忻州工作过的州官们,如杨维岳、刘清、窦容邃、鲁潢、戈济荣等,也大都廉洁自律,勤奋理政,敢为民先,在忻州百姓中口碑很好,离任后百姓均要刻石纪念。这与历朝历代廉吏辈出不无关系。

责编:张倩

审核:段利军

监制:郭玉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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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廉洁文化三晋行•忻州篇」漫溯忻州古代廉吏

在我国的历史上,金元之际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。在强大的蒙古王朝的冲击下,偏安一隅的金王朝奄奄待毙,贪廉混杂,鱼目混珠。出生于忻州的著名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廉吏元好问亲身目睹并经历了金朝政界的这些变化,感同身受,对那时金朝政界提出过自己的廉政观点。他曾在《自题中州集后五首》第三首中这样写道:“万古骚人呕肺肝,乾坤清气得来难”,用最为精准的语言概括了天地间清正之气来得艰辛,劝告后人应倍加珍惜。行走到忻州,不能不去拜谒一下这位遗山先生,同行的还有忻州当地的著名学者张斯直。于是,一场行走中的对话就此展开。

本刊记者一行与张斯直(右二)在忻州市韩岩村遗山园

记者: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,特别是在古代封建社会,从隋朝开始实行开科取士的年代,学习、科考、及第、入仕,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作为的人应该所走的正确道路。张老师, 您最近几年致力于挖掘忻州市的古代廉吏,对那些考取功名后又清史留名的廉吏的研究,是不是可以梳理出一些共性的问题?

张斯直:有一句古话叫:“南绛北代,忻州就不赖”。忻州从古至今,文化久远,底蕴深厚,文脉茂盛。但就是在这个十分重视读书、重视文化发展的地方,历史上考住进士、步入官宦的学子还不是太多,以忻府区为例,在明清之际长达400多年的历史中,据考,有进士功名的也就30多人,也就是说平均10多年才1名,可见科考的难度。但从考住进士的这些能人志士中综合来看,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出身书香门第,家族尚文,祖训相传。这里仅举几个事例来说明。

比如:大家都熟知的元好问(公元1190年—1257年),他出生在忻州市忻府区韩岩村,字裕子,号遗山。曾任金朝国史馆编修及河南镇平县、内乡县、南阳县县令、尚书省左司都事等职。曾祖父元春任北宋隰州团练使,祖父元滋善任金朝柔服臣,元好问出生7个月后,就过继给叔父元格,元格又曾在山东掖县、河北冀州、山西陵川、甘肃陇城等多地出任县令。元好问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,从小受到父亲、兄长、老师的教育,谨守“学、忠”家训,最后在32岁时考中进士,步入仕宦。

出生在忻州市忻府区董村的杨敬儒,字恒南。曾任湖南临湘县县令、广西云南道监察御史、贵州布政使,康熙皇帝亲自赐其“盛世直臣”牌匾。可谓是“书香门第,官宦世家”出身。杨敬儒从小秉承父训,在位于村北六百多米处的一座寺庙(北寺)读书,从小以“分寸光阴倍自惜”自励,1673年考中进士,步入仕宦。

忻府区杨家庄村人杨履晋。1883年考中进士,步入仕途。父亲杨树本是举人,曾任石楼县训导。父亲去世后,他听从母言,受母督责,勤奋学习,少时在母亲的督促下、哥哥杨履和的支持下,勤奋学习,刻苦钻研古代律令,决心效法包拯,长大为民办案。

清代后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地理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教育家和诗人徐继畬。出生于被人称为“司马第”的官宦家庭,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学教育和良好的家风熏陶。爷爷徐敬儒和父亲徐润第都官至同知,著名廉吏,善政好事,为民称道。他从小秉承家风,“谨守先训,饮水茹蘖,不取一钱,矢慎矢勤”“尊先祖、重品德、勤耕作、睦乡邻、务民生”以及“不淫盗、不赌博、不揭人短”等,公元1826年考中进士后,步入仕宦。

记者:古代官员不少,但称得上是廉吏并且流传至今的并不多。他们大多都是少有大志,从小便以经国济世为自己的追求,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呢?

张斯直:元好问从小就自负“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,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”,先后拜王汤臣、郝天挺、赵秉文等为师,勤奋学习,淹贯百家;18岁,父亲“教之民政”,为他步入仕宦、勤政为民打下基础。杨敬儒,“幼禀异姿,善属文。弱冠游痒,文名噪甚。”少年读书“十年戴儒冠,下帷翻六籍。闭户谢当世,皋比坐讲易。”最后考中进士,实现了自己报国为民的理想。崔映辰,少有奇才,读书一目数行,有“经济天下,愿做一代纯臣”之理想,少时家虽累世未官,但却“一如寒素,幼时犹亲操家人杂作,乘暇读书,如古人之负薪挂角者。然每夜读更已深,父促之眠,不敢燃烛,恒焚香照读不少休,其笃学如是。”杨履晋,他从小仰慕清官,“颖敏迈众,见者俱器重之”,下定决心效法包拯,为民办案。他在少时就曾去忻州福田寺踏迹访踪,寻找大诗人元好问的足迹。徐继畬,少年时代,师从文学家高鹗,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,同情百姓疾苦,提出“政在养民”的思想,并为之做出一生努力。

我们谈到的忻州这些古代廉吏和我国历史上其他廉吏名臣一样,都是学养深厚、能诗会文的学者型廉吏。他们从小家有严格的家规家教,立志成才,入仕为官后,又为国为民,直言直谏,敢于担当,一腔家国情怀。

记者:古代廉吏在各自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,都是率先垂范,廉洁勤政,在实际工作中,又能形成对廉洁的独到见解。

张斯直:是这样的,元好问就有自己独特的廉洁观。他认为,廉官的清正之气,来得艰难,很不容易,是世代骚人墨客、能人志士呕心沥血、千辛万苦追求的结果,劝告后人应倍加珍惜。他还认为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主要由“人”造成,由权力造成。他分析道:“予行天下多矣,吏奸而渔,吏酷而屠,假尺寸之权,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!”对用权力盘剥老百姓而养肥自己的官员深恶痛绝,给予大声谴责;他对金代出现的廉吏十分推崇,在给一位廉吏薛明府所写的诗《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》中首次提出“能吏寻常见,公廉第一难。只从明府到,人信有清官。”打破常人思维定势,极力推出心中廉吏,要官员们学习效仿。

明代著名廉吏姜涛(忻州市忻府区解村人)亦对廉洁有自己的理解,他认为,做官是为成千上万个百姓服务,不是为自己发财,因此一个官员首先应该甘于清贫,生活艰苦,时刻保持自身廉洁,与百姓同呼吸共患难;其次,姜涛认为一个官员应该以民为本,时刻想着百姓,周济百姓。姜涛俸禄的很大部分就是用来周济穷人,以致自己在去世后,家无余钱,连安葬的棺材都买不起。

徐继畬三十余年从政,廉洁自律,官虽居二品,却在贫困中度过,他视下级官员送他的礼品为洪水猛兽,一一拒绝;他认为一个官员应该安分守己,简朴生活,潜心工作,不应铺张奢靡。他在谢官后两袖清风,在他宣读的《谢政归里祭祖文》中这样写道:“惟谨洁自守,尚未玷先人清白。”确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记者:对于一个官员来说,廉,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,属于底线。面对繁重复杂的工作任务,还应该奋发有为,勤政为民。只有这样,才能实现“经国济世”的人生目标。

张斯直:没错,元好问曾在给好友李钦叔所写的《四哀诗》中这样写道:“赤县神州坐陆沉,金汤非粟祸侵寻。当官避事平生耻,视死如归社稷心。”当国家面临危难、“神州陆沉”之际,一个正直有为的官员,应该面对危难,视死如归,力挽狂澜,奉献人民。他在担任河南内乡县令后,针对百姓贫穷及缴纳赋税困难的实际情况,重视农业生产,亲率百姓抗旱排涝,甚至在正大丁亥年(公元1227年)当内乡县遭受严重旱灾的时候,他还顺应百姓请求,与大家一起到该县长庆泉祈雨;针对个别豪右抢占土地的情况,他划线立碑、抑制豪右,为大多数百姓争取生活空间,开垦农田,最终使内乡呈现出“桑条沾润麦沟清,轧轧耕车闹晓晴”的喜人景象。他还及时开仓放粮,对民众进行赈济;同时,拿出微薄的俸银,及时捐助特别贫困者。通过行之有效的工作,极大缓解了内乡的官民矛盾,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口粮问题,保证了内乡的社会稳定。

姜涛在嘉兴期间,政务繁杂,他协助知府,评断狱案,佐证有力,兴修水利,民安乐之。在河间期间,工作艰难,针对武臣豪右,侵夺坡池,百姓难以捕鱼、采莲,不能为生的状况,他打击豪右,保证民生,下令:“凡池湖渔鱼段,任民采取,有占据者就报以来。”由是“贫民得遂其生。”在顺天府期间,针对京师祭祀费用由民而出,官吏从中牟利,民被其毒的情况,他上书朝廷,请出“天财库钱,以供其费”,百姓遂得安宁。在户部期间,他督办江淮漕运,为民弥除水患。最后,积劳成疾,英年早逝。

记者:忻州古代这些著名的廉吏,可称为官行政之楷模,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发展,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,而且还能净化社会风气,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。

张斯直:是的,金朝灭亡后,元好问成为遗民,返回故乡忻州建野史亭,独写金史。后世朝代,多次修复该亭,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遗山墓园景点。杨履晋在青年时代拜谒元好问时写道:“五花坟下草恒春,清气依然万古新。文献州中遗稿在,金源诗笔属诗人。”明清之际书画家、思想家傅山在拜谒元好问时所作诗《遗山怀古》中写道:“君不见,先生雍容气象列贤行,杜陵诗史屹相向,……我来添作一青峰,以对遗山秋月白。”两位先贤所表达的正是忻州后人对先贤元好问的赞美、敬重以及追随之情,足可以看出廉吏元好问对后世的作用和社会影响。就是现在,每到休息日、节假日,前去拜谒的人络绎不绝。

在封建社会,官僚阶层和普通百姓往往会形成思想和利益上的对立冲突,待激化到一定程度后,就会引发百姓造反,而这时百姓所举“义旗”的性质就是“官逼民反”。而在忻州大地,百姓对上层官员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较高,历史上没有一个农民起义发生在忻州的事实。从《忻州志》记载看,明清之际在忻州工作过的州官们,如杨维岳、刘清、窦容邃、鲁潢、戈济荣等,也大都廉洁自律,勤奋理政,敢为民先,在忻州百姓中口碑很好,离任后百姓均要刻石纪念。这与历朝历代廉吏辈出不无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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